U020160503410062232395.jpg

首页>>名家访谈>>病入膏肓的中国教育是怎样炼成的?

病入膏肓的中国教育是怎样炼成的?

来源: 凤凰网  2016-05-23 00:00:00  www.k618.cn

  独生子女存在严重缺陷 

  蒋保信:现在的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学生基本上都以独生子女为主。有人认为独生子女在家都是备受宠爱的小皇帝,因此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但就我对身边的独生子女朋友(以及亲人)的观察而言,我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大多比较有个性,爱自由,我想这是好事。所以,我认为并没有必要把独生子女当做一个特殊群体来看待,因此在教育上也没有必要做相应地调整。不知您认为如何?

  郑也夫:在中国独生子女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无论哪个年龄组的儿童或青少年,独生子女都是多数,非独生子女才是少数。要说独生子女是特殊群体,那是跟国外的青少年比,或者跟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比。

  相比较而言,独生子女容易自我中心,缺乏独立性,我个人认为这是他们的严重缺陷。一个人成长时的第一课,不是老师教的,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摩擦、妥协、合作、互相帮助。这些课不是诉诸语言的,但毫无疑问,大家很小的时候都学会了,在一个家庭里,兄弟姐妹怎么能不互助,不相互妥协?但对于独生子女而言,这堂课没有了,他们没有了这个童子功。他在家里是最弱小的,大家都会照顾他,都是别人给他,而不是他给别人,他怎么能学会让步与合作?

  蒋保信:但他上幼儿园时,也是跟很多小朋友一块相处,难道就不能学会互助、妥协和谦让?

  郑也夫:幼儿园教育不是第一步的教育,幼儿园也只是独生子女的部分生存空间。在过去的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分割有限利益的时候,肯定要相互妥协。但在幼儿园,并没有太多这样的利益分割。

  另一方面,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多数家长的期待是极不对头的。即便是最愚笨的老太太,如果有一些鸡蛋,她也不会把它们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但如果她只有一个鸡蛋,她就会把它放在最好的篮子里。同样的道理,因为现在的家长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就完全不考虑孩子的兴趣及潜力,无论如何也要他读大学,认为大学是最好的篮子,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妙的。一个孩子要不要接受高等教育,因人而异。有些孩子不愿意念大学,未必没有其他才能,他可能擅长做推销员或者干其他手艺活,这并不需要读很多书,不需要学高等代数,但他也能过得很好。每一种工作,都是跟一种人匹配的,有的人适合读康德,有的人就不适合,但不适合读康德的人未必不能成才。

  古人说“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能因为大家都说这条路好,就让所有的孩子都走这条路,这是荒诞的。

  我坚决反对军训,主张服兵役

  蒋保信:您曾提出用服兵役来解决独生子女的教育弊端,因为这对学生的意志力和社交能力都有好处。但在部队服兵役讲的是服从,这会不会从另一个方面扼杀学生们的创造力?

  郑也夫:我是坚决反对军训的人,军训那种形式主义是很无聊的,时间长度也不够。我主张的是适龄青年去服兵役,让每个青年都融入部队,而不是像军训那样从部队请个教官置身于学生当中。

  服兵役不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对学生创造力的扼杀才是最严重的。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要求学生在智力劳动中齐步走,给你规定标准答案,动不动就要你没完没了地复习,这对创造力的毁伤是最大的,也是我最反对的。但相对来说,服兵役不是一个纯粹的智力劳动,它是综合性的。一个学生在自己的黄金时间段离开学校一阵子,到社会中去生活,是不要紧的,回来后也不会很耽搁学校的学习,因为社会生活是不扼杀创造力的。在纯粹的智力劳动中,不应该有严格的纪律,也不应有标准答案和反复的复习。但如果是做综合性的事情,那无所谓。

  高等教育永远是一部分人的事情

  蒋保信:您曾说教育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而我们中国人希望孩子受到好教育的心理尤其强烈,您对此似乎是持批判态度的。重视教育有什么不对吗?

  郑也夫:一种观点很流行,甚嚣尘上,可以管它叫意识形态。在当今全世界范围内,教育都成为了意识形态,只不过在中国这个问题更严重。很多人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一个国家的教育越发达,越多的青少年上了大学,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越发达。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社会是要讲分工的,社会的人才应该是多样性的,而不是说越多的青少年读大学,这个国家就越好。我前面说了,有的人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读大学,他读不懂高数和康德,这并不说明他没有能力,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车工,也可能是个非常优秀的推销员。一个人打球打得像乔丹那样好,他为什么一定读大学呢?社会的分工是很细的,能研究出最好的手机的人,在社会上占的比例连1%都不到,你研究不出来,跟着用就行了。

  教育要多元化,绝不能让高等教育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裹挟进来,教育要呈现多样性。

  蒋保信:这是不是跟我们一直强调”知识就是力量"有关系?我们对知识似乎有一种盲目崇拜。

  郑也夫:孤立地说,“知识就是力量”,也没错。培根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并没有直接针对教育。但知识不等于能力,学校应该培养人们的能力,还要培养人的情商。即使知识就是力量,也不能单纯地给学生塞知识,那会把人学死的。

   高强度的复习摧毁人的创造性

  蒋保信:您曾说中国出不了诺奖的原因是复习太多,特别是在高三一年,学生都接触不到任何新知识,这好比让千里马拉一年磨,然后千里马就被废了。我并不认同您的观点。第一,一匹真正的千里马就算拉一年磨,也还是千里马。老三届和下乡的知青在青春期所遭受的摧残不可谓不惨,但后来不也人才辈出吗?第二,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我觉得通过高三一年的复习,我才把高中的知识有了更深入和系统的认知,所以这并不是坏事;同时我也并不认为高考会让人厌学,田方萌即是一例。第三,中国出不了诺奖,问题可能并不是出自于基础教育(或者基础教育的问题只是一小部分),而是出自于大学教育。日本的基础教育跟我们差不多,但他们为什么能出诺奖?

  郑也夫:说高强度的复习会摧毁人的创造力,我是有根据的。我自认为自己是有点创造力的人,但我很惧怕复习,我很惧怕反复地看一样枯燥的东西,我觉得这对我的整个精神状况都是一种很大的摧毁。我虽然自认为小有创造力,但只是个小人物,那我们再来看大人物的故事。爱因斯坦曾经历过一次必要的考试复习,复习完了之后,他好几个月都没缓过劲来,都不能进入正常的学习。或许少数人的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那我们就看看美国硅谷创意群体的作风,他们工作时连西装领带都不愿意穿,他们必须得让自己在身心都非常惬意的状态下,才能从事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假如让他们像白领一样,过一种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把自己搁在一个格子里,每天必须穿西服打领带,他们肯定会发傻。

  反复的复习,会让人的大脑处于一种厌烦沉闷的状态。相反,当他学习新东西时,新的知识会对人有一种强烈的刺激,人会勃发出很大的兴趣来接纳新知识,思考它是怎么回事。但人在复习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

  蒋保信: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高三一年的复习,危害没那么大,至少不足以摧毁一个天才。

  郑也夫:首先,中国的学生不只是在高三这一年复习,他在此前做的复习就比国外学生多得多。第二,高三这一年,正好是学生的黄金年龄,这一年复习对他们的摧毁是极其严重的。当然,不管在哪个年龄段,无论在十七八岁,还是在八九岁,复习对人的伤害都是不得了的,但这是内伤,不容易看出来。

  中国人得不了诺贝尔(科学)奖,是一个现实,我认为这跟中国学生复习太多有关,这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非常致命的一个原因。人绝不可以老复习,在小学、中学老复习的学生,到了大学,干劲就都没有了。我在北大接触到大面积的同学,他们对学习并没有一种疯狂的兴趣,为什么?因为中学阶段的教育导致了他们一定程度的厌学。

  我年轻的时候,学习时会有非常旺盛的兴趣和动力。我看美国的学生也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外甥在美国,他是普通的公立学校毕业的,大学上了哈佛。他回国探亲时,我教他下五子棋,他学起来兴趣大极了,很快就钻进去了,几天下来就能败我。他在美国读中学的时候,没有一门功课复习过两遍,学一遍温习一遍就完事了。他妈妈逼着他复习两遍,他会把桌子掀了,说你干吗要我复习两遍?我在班里已经考的很好了。他妈妈说你没考满分。他说,我为什么要考满分?以后遇到问题,我翻翻书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我为什么把它记得一点也不差?我考试可以得85分以上了,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他妈妈也就再不折腾他了。我外甥在美国念的小学和中学,一共读了12年,没有任何一门课复习过第二遍,因此他学习动力非常旺盛,从来就没觉得学习是一件枯燥的事,最后顺顺当当地上了哈佛。

  我外甥之所以有这种状态,是因为他在整个智力劳动当中,从来没有做过枯燥的事情。对于每次智力劳动,他都是睁大眼睛,特别好奇,学习的动力非常旺盛。而在中国,学生会感到学习真他妈没劲,复习没完没了的,而且即便你都考了95分了,人家还非得让你受挫,说这个题目你怎么做错了呢?

  不应为了进名校而把学习异化

  蒋保信:我们这个社会,从学生到家长,几乎都有名校崇拜情结,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我有个北大毕业的朋友说,高中时有个老师跟她说“考上北大和考上湖南大学可是大不一样的,即便你找个男朋友也是北大的”,她说人毕竟是社会化的动物,上了名校至少可以有一些很好的“关系”。您怎么看中国人的名校情结?

  郑也夫:我没有过名校崇拜情结,也没有上过任何一所名校,只是后来到了北大教书。

  蒋保信:但社会上很多人是有这种名校情结的。

  郑也夫:我不好评价。但如果上好大学是为了建立有利的社会关系,这是很功利、很世俗的。如果你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这其实是靠单打独斗的,你个人没有创造力,拉帮结派也没有用,帮派并不能帮你在物理学上有突破,也不能帮你解决其他智力和学术上的难题。当然,如果你从事政治或商业活动,拉帮结派互通有无,对你是有帮助的。但如果你上了顶级高校,就为了拉帮结派,那你就太没理想了。顶级的高等学校都非常重视培养创造力的人,美国的顶尖大学都是为了培养领袖的。如果你真是一个领袖,你会最在乎是否有很丰富的人脉吗?你的能力可以帮你建立人脉。

  蒋保信:不过,如果进了名校,身边的同学大多数是很优秀的,有个很好的氛围,大家相互激发,对个人的发展的确是有利的。

  郑也夫:这么说还靠点谱,但是也不应该为了进名校,而把自己的整个学习都变得异化了,上名校肯定是第二位、第三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还是让自己健康地发育,你要是为了进名校而累得吐血,进了名校以后又厌学,你也就快废了,因为早就受了内伤。如果你在中学阶段的学习很愉快,不会累得吐血,上大学后也不厌学,哪怕你考上的第一所大学不是最好的大学,但因为你学习的积极性是很旺盛的,日后也是会有前途的。

  填报志愿时要选择院系,绝对的中国特色

  蒋保信:博雅教育这个概念不仅在中国逐渐流行,并且也有不少大学在实践这个理念。但在大学才开始博雅教育是否为时已晚?我听北大的朋友说,北大元培学院被“誉”为最烂的学院之一,学生接受的是所谓的通识教育,但竞争不过那些接受专业教育的学生。如果中国真要开展博雅教育,您有什么建议?

  郑也夫:我们在高考填报志愿时,还要选择院系,这是很荒诞的。考大学的时候,应该是不报院系,只报大学。我不知道美国所有大学的做法,但我知道美国的好大学是这样的,连文理都不报。在哈佛大学,学生从大三才开始定专业,在前两年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文理所有的课你随便选。

  多数青少年在初期的时候,认识不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所以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面积地接触各种学科。当然也有些人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兴趣,比如有些人酷爱数学,有些人酷爱戏剧。但大多数人,因为早年没有过多的接触,要到很晚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们在18岁填报高考志愿时,都比较纠结,不知道报什么。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不应该让学生先选专业,只要让他选个大学就好了。进入大学后,再让他广泛地听课,什么课都可以学,一门课他喜欢不喜欢,是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得试一试才知道,然后再确定要不要把它当作自己的专业,得有这么个过程。但在我们这,专业在报考志愿时就定了,然后就造成很多问题,你想换专业,还不太好实现,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要有彻底的改变。

  如果我们到大三才定专业,那你此前的学习,以及大学提供的课程,肯定是文理兼顾的。对于那些很早就有偏向的人,比如喜欢数学,或者特别喜欢戏剧,也不要紧,学校也能提供你这样的课程。但我相信多数人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去广泛接触各类知识,最后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一个人只有干符合自己兴趣的事情,才能干得很好。

  学生不能补短板,要把长板搞上去

  蒋保信:现在有些大学生很功利,为了有一个好看的成绩单以便顺利出国或者保研,就策略性地选修容易得高分的课程,甚至还走歪门邪道跟老师搞好关系。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学生?

  郑也夫:我不想评价这些学生,任何学校都有一个学生文化,简单来说,就是希望付出少得分高,学生必然会和学校、制度以及老师博弈。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制度设计好,只有这样,学生才不会有这种不良的路径选择。

  蒋保信:所以问题不在于学生,而在于制度?

  郑也夫:毫无疑问,主要是制度的问题。但那样的学生能不能被国外大学录取,能不能得逞,其实也很难说。你虽然把成绩弄得很好,但你发展得很片面,在面试时能不能行很难说。

  蒋保信:人家不只看分数。

  郑也夫:他们也看分数,但不是孤立地看分数。实际上,一个学生要想对得起自己的前途,对得起自己的能力发育,肯定不能老是补自己的短板,要扬长避短,要把长板搞上去。我们现在的制度,包括保研,要看学生的总分和综合分,学生只能把短板补齐,要伺候不感兴趣的课程。对于学生的能力发育来说,这种策略是错误的。要发育能力,你应该扬长,这个长板是你以后的生存之道,短板其实是次要的。但学生为了保研,为了总分高,只能去补短板,这是制度安排,多数人不会跟制度对着干。

  老师为什么这么糟糕?因为制度

  蒋保信:我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老师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在这个有问题的制度下,老师仍有很大的可作为的空间,仍然能够既做好学问又带好学生,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比如人文学科,其实并不需要多少科研经费,即便不申报国家课题,一个潜心学问的学者也能够做出好的学问来,比如高华。至于带不好学生,所谓的课题压力和学生人数众多其实是借口。不知您怎么看?

  郑也夫:你这句话很正确,没有人敢反驳。老师没有一点责任吗?肯定有。但是,制度的问题更大。

  蒋保信:如果学校里有很多好老师,肯定会弥补一些制度上的缺陷。

  郑也夫:弥补不了多少。比如在高中,一个好的老师想按照自己的路子办学,学校恐怕得把他开了,家长也会不乐意,因大家都要伺候学生的高考。

  蒋保信:但在大学里,老师能够发挥的空间很大。

  郑也夫:在大学里面,一个好老师当然会有一点作用。但在保研这样的问题上,学校要看总分,学生为了保研还得伺候他不太喜欢的弱项。你当老师的,对他有一点感召力,这是没错的,但你也不能委屈他,让他最后保不成研了。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老师的作用,但制度的力量太大了。

  蒋保信:我们都希望学生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念”,但如果我们的老师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怎么能教出这样的学生?好多大学老师都人浮于事,也是很功利的。

  郑也夫:老师的功利跟学生的功利,在更大程度上都是制度的函数。大家都只能在现有制度下去博弈,去讨生存,所以制度是决定性的。老师要是都很好,对学生当然有好处。但老师为什么这么糟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制度的原因。

  中国糟糕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谋

  蒋保信:我有个朋友的女儿在上幼儿园,因为在课堂上话很多,结果被老师批评,回来后很伤心。朋友说从幼儿园开始,学校就开始规训孩子,但又没办法,如果家长有想法,又会和学校的教育有冲突,所以也没法改变。而有趣的是,我前两年曾看过关于马小平老师的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引导学生读很多课外书。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很多家长的抗议,因为这并不能帮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您怎么看这两种现象?在教育改革上,家长和学校好像是互为障碍的,应该怎么办?

  郑也夫:这两个案例说明,中国教育现在变得这么糟,是政府、学校和家长共谋的结果。很多家长是对教育的认识是非常功利的,学生不是有句口头禅吗:“家长皆祸害”。家长确实是祸害,跟学校一块欺负学生。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就专横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这个孩子不爱学习,或者说没有学习潜力,但他在社会可以做别的事情,比如做汽车修理工,做厨师,社会也需要这些角色,但家长都认为这不应该是自家孩子的选择,他应该上大学。不行就复读,哪怕上个三本也好,都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不是说教育是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嘛,都以为上了大学一切就都好了,家长是这个意识形态的缔造者之一。家长加入这个共谋,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老师说为了幼儿更好的发育,这时候不要让他学算术,也不要学认字,幼儿园的教师明白幼儿教育该怎么教,但家长不干,还跟幼儿园打架,你们为什么不教识字?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不客气地说,像你们这样的SB,你们的孩子注定是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因为小孩子从小就不能这么教育,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摧残他,搞填鸭式的教学,逼着他做超负荷的功课。即使你的孩子在幼儿园时期打败了别的孩子,小学上的是重点小学,然后又上了好一点的中学,但长大了肯定也是个废物,即便考上了北大也还是个废物。我在北大教书这么多年,见了很多的学生,他们学习上没有动力,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

  所以,中国糟糕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谋。政府的政策有问题,学校的管理有问题,家长则是配合政府和学校逼迫学生,最后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培养不出有创造力的人才。

  中国教育病入膏肓,短期无解

  蒋保信:有些家长其实不想参与这种共谋,但也无能为力。

  郑也夫:问题严峻就在这儿。家长中有积极配合的,也还有被迫不得不上阵的。就说高考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它不仅把所有学生都席卷了进来,还把明白的家长和不明白的家长,以及明白的老师和不明白的老师,全都裹挟进来了,这就是制度的力量。不然你不是找死吗?跟自己过不去,准备上差一点的大学,或者不上大学?听说你这孩子到了高三还喜欢诗歌,你有病啊?是不是?

  所以,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换了在美国,高三学生就可以喜欢诗歌,并不耽误什么。

  蒋保信:还可以加分。

  郑也夫:还不是一个孤立的可以加分的事。在美国你想要进哈佛,SAT考试的成绩也要很高,这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但人家不单单比这一项,你还要给学校写一个陈述,谈谈你曾参与过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加入什么NGO组织等等。我外甥为什么能进哈佛?因为他在学校课堂之外的活动,也很出彩,比如他是学校的乐队指挥,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一点。虽然没有一个正式的评比,但这肯定说明他有能力。在美国,人家挑一个人,要看很多的参量。但在我们这,只看分数,你多一分就能把一批人挤掉。哈佛大学虽然也看SAT考试成绩,但你比人家多两分,最后录取谁还很难说,因为还要看其他参量和指标。

  蒋保信:我们在招生的时候,把多样性的参量和指标纳入进来,也是可以的啊。

  郑也夫:可以不了。我们不能保证学校老师的公心,如果大家都知道当乐队指挥可以作为录取的一个参量,家长就要花钱给孩子买个乐队指挥当了,我给学校两万块钱,让我的孩子当一个月指挥行不行?在我们这儿,社会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全社会都是腐败的,学校里行贿的现象多了去了。现在高考录取只看分数,只要保证现场不能作弊,还是比较公平的。但为了这个公平,我们牺牲了多方面的考量。再比如推荐信。外国的中学校长经常给学生写推荐信,这是很重要的参量。但在我们这儿,推荐信首先就得作废,因为我们的推荐信都是胡扯,把每个学生都说成是最好的学生。如果你以社会活动作为参量,那也可以作假,人家有钱有关系,就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社团当领袖,在那个社团当领袖,最后把社团也弄得乌七八糟。我们社会的良心已经坏了,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更早胜出,赢在起跑线上,这是非常荒诞的。

  一个人最后行不行,要到后来才知道。就像培养一个足球运动员,要到他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才能看出来他是不是有价值的球星。但我们在早期就杀鸡取卵,最后把一代人全毁了。

  蒋保信:这么说起来,中国的教育好像是无解了,好悲观。

  郑也夫:在短期内是极难改变的。谁要是能开个方子,在短期内就把教育病治好了,那肯定不是大病。复杂的病症不是马上能治好的,在短期内是无解的。教育的问题牵扯到很多社会因素,刚才咱们说到行贿、腐败、拉关系等,这些东西无孔不入,极其严重。你录取的时候重视什么,人家就在什么地方下功夫。

  高校早就不是净土

  蒋保信:不管我们社会怎么糟糕,高校作为一片净土,老师应该带头形成一个好的风气。

  郑也夫:高校什么时候是净土了?高校早就不是净土了。

  蒋保信:但它至少应该成为一片净土。

  郑也夫:我有一次给官僚们上课,批评官场腐败,有一个低级公务员就举手跟我争论,下课了还拽着我不走。他说你对官场腐败的谴责,打倒了一大片,实际上中低级的官员,特别是低级官员,根本没有什么腐败的权力和机会,除了跟着吃顿饭,什么都没有。他还说当官的贪污了,还有被抓的风险,但你们当老师的腐败了却没有风险。你们这儿有大量的课题费,做研究需要这么多钱吗?我不查你这些钱怎么花的,就问问你一个课题需要这么多钱吗?比如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题,能拿100万经费。这样的研究,不就是需要一批图书文献吗?还需要到马克思故居考察去?无论如何,也不需要100万,这额度就是荒诞的。如果你把高校当净土,你的期望太高了,他们都是腐败分子。如果说应该,那官员都应该是清官,社会上应该的事还有很多。

  蒋保信:听老师说,在大学里花钱也是不容易的。

  郑也夫:花钱当然不容易,比如到年底突击花钱,很累的,光吃又吃不掉,瓜分的话还可能会出事。

  蒋保信:只好巧立名目。

  郑也夫:很多教师申请课题、伺候课题,都很累,最后还要造一些垃圾作品。但垃圾作品也是作品,要弄出一个30万字的垃圾作品,容易吗?好不容易弄出来,还要想着怎么把钱洗到自己的钱包里,这些都是很累的事情。有的老师干这样的事情,一干就是20年,这个人还有救吗?你跟他说大学是净土,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对牛弹琴,胡扯。

  我主张取消课题制

  蒋保信:如果说教育改革要先从老师的自我革命开始,在目前的环境一下,老师们可以做一些哪方面的转变?

  郑也夫:我还是主张取消课题制度,不应该有这些东西来吊老师们的胃口。一个老师被课题腐蚀了,耗费了大量精力,还谈什么教育?我没有申请过一分课题费。

  蒋保信:遗憾的是像您这样的老师太少了。如果我们有更多像你这样的老师,不跟这个有弊病的体制玩,那我们的教育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状态?

  郑也夫:你只是说如果,如果这样,那当然好。但你何以让这样的老师多起来?你有没有办法?这是比较费劲的,或者说你只有顺其自然,但这就不叫有办法了。我想到的办法,就是取消这些课题费制度,让老师们不受它的诱惑,只受研究兴趣的牵引。我们有些老师本来是有研究兴趣的,但后来让钱给扭转上了别的道。

  蒋保信:被腐蚀了。

  郑也夫:我们要先把坏的制度去掉,好的怎么生长,那是以后的事情。

  同时代的学习拼盘肯定是不一样的

  蒋保信:民国时期的有很多现在被奉为大师的人,比如胡适和萧公权,他们都是在十五六岁之前,就熟读了四书五经,打下了很好的国文功底。这对现在的教育有什么借鉴意义?您认为中国的教育是否应该继承一些中国古典文化的遗产?应该怎样继承?

  郑也夫:在不同的时代,比如那1900年和2000年比较,年轻人所吸收的知识组合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的新学增加了很多,你能不学吗?在胡适那个年代,10岁孩子的学习内容里古典文化占的比重肯定要比现在的十龄童大,因为那时没现在这么多的新学。

  随着时代向前发展,在年轻人的知识拼盘里,自己民族的古典文化所占的比重肯定会慢慢减少,这是肯定的。每个十年、二十年,世界上都会有一些新东西出来,你都要学习。比如现在你能不学电脑吗?咱们就背唐诗,不学电脑了,开什么玩笑?不学电脑,还能在这社会上混吗?

  一个好的社会,孩子们的知识拼盘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国学多一点,有的人电脑知识多一点,不一样就好,不要搞得大家都一样。

  师生间要结长线关系,唯有复兴师徒制

  蒋保信:您曾说,师徒制将在世界范围内复兴,但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您为什么这么说?

  郑也夫:北大附中现在的改革,就是取消班主任制,改成导师制。导师带的人,不都是同一个年级的,比如我要带九个人,那高一、高二、高三各有三个人,导师和学生缔结三年的长久关系。导师对学生要负长远责任,而不是光挑学生鸡零狗碎的小毛病,比如今天迟到了,或者上课又跟同学交头接耳了,导师找学生这些小毛病。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很愿意向导师求助,请导师帮他们做人生规划。导师制就是师徒制,师生之间要缔结长线关系,不要老结短线关系。

   因慕课出现,人类教育将有大变

  蒋保信:有人认为慕课(MOOC)的出现是一场教育革命,它能让人随时随地学到很多精美课程。不知您怎么看?在您看来,越来越发达的网络科技将为教育带来怎样的改变?

  郑也夫:慕课的出现,当然是一场大革命。传统的学校教育出现了诸多问题,一直有人企图跳出学校,比如有家长对小学教育特别不满意,就让自己的孩子退学,然后和其他几个家庭组织在一块来教育孩子。在美国,退出学校而接受家庭教育的孩子差不多占到3%到5%,这个比重很不小了,这反映了人们对学校教育的怀疑。而慕课出现以后,学校教育面临的挑战就更大了,这几股力量逼着学校也要做出改变。不仅如此,整个人类的教育制度,也因为慕课的来临,而要做出一个比较彻底的重组,在将来的十年、二十年里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变。

  现在学校采取的年级制,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它贯穿的是工业逻辑,把学习弄成了按部就班的流水线。制造螺丝钉,可以按流水线走,最后造出来的产品完全一样。但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因材施教。人怎么可以按年级制来学习呢?大家一块学数学,进度能一样吗?或者你跟贾平凹一个班,一起学文学,你们的进度能一样吗?不可能一样的,根本也不应该一样。但学校教育、近代教育差不多是随着工业革命一块走过来的,它贯彻的工业革命的流水线逻辑。现在不能按这个逻辑办教育了,慕课出现后,教育会有很大的变化。

  蒋保信:会让学生更有个性。

  郑也夫:对。

  若我作教育决策人,突破口是职业教育

  蒋保信:如果由您来主导中国的教育改革,您会从哪儿改起?

  郑也夫:我想从职业教育这儿入手。

  蒋保信:还是为了分流是吗?

  郑也夫:一是为了分流,二是想努力把职业教育搞得有声有色,让接受职业教育的人都有一技之长,同时还让他们在这儿玩的高兴,有极其丰富的文体生活,有很高的情商。职业教育做好之后,就能吸引一部分人不参加高考,缓解那些参加高考的人的压力。

  社会上有很多的角色,有很多的社会工作并不需要学太多的书本知识,比如你做推销员、厨师或者车工,需要在学校里学很多东西吗?当然不需要。那你年轻的时候,需要的是玩得很高兴,爱打球的打球,爱唱歌的唱歌,开发好自己的情商。

  我们要办一些好的职业学校,给每个人一项很扎实技能,然后有个就业直通车直接供他们就业。但我们迷信上大学,迷信学校的教育,这其实是严重的误区。

  蒋保信:现在稍微有钱点的家庭,要么让自己的孩子在国内上私立中学,要么让孩子从小学或者高中就出国留学。而经济条件差一点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就只能在国内接受这一套有弊病的应试教育。这之间存在着一种撕裂,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

  郑也夫:私立学校该办还得办。而且有了私立学校,才可以让权势阶层较少影响公立学校的公正,而公立学校就应该努力把教育搞得更公正。

【编辑:星合作何平】

分享到:
  • 央视网.jpg

    央视网

  • 教育信息网.jpg

    中国教育信息网

  • 浙江在线

    浙江在线

  • 新蓝网.jpg

    新蓝网

  • 未标题-1.png

    搜狐焦点

  • 新浪浙江.jpg

    新浪浙江

  • 浙江教育在线.jpg

    浙江教育在线

联系我们banner000.jpg

版权所有: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5108号 京ICP备13016345号-1

联系我们  |  关于我们  |  客服电话:010-5738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