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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聪专访:将智行公益进行到底

来源: 原创  2016-04-06 09:45:00  www.k618.cn

  (频道记者 吴进军)

  近日,香港“智行”公益的创始人杜聪先生为出席艾滋孤儿们的创业聚会专程从北京来到杭州,借此机会,未来网未来之星频道的记者专门采访了他。 

  杜聪先生刚下飞机,去酒店前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虽然神色间不免有些疲惫,却非常诚挚地表达了他对公益事业的想法和见解。 

  杜聪出生于香港,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哈佛大学的硕士,他曾经在美国的华尔街工作多年,27岁成为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担任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1998年他在事业的巅峰辞去了金融界的工作,与几个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救助艾滋遗孤的慈善工作,2006年他因在关注中国艾滋病导致的孤儿方面的突出贡献被国际青年商会授予“世界杰出青年”称号。 

  当初因为银行投资项目考察,他走访河南艾滋村,人间惨境令他深受震撼,从2002年开始,智行基金会开始资助河南、安徽等地的艾滋孤儿,帮助他们完成学业。第一年,基金会共资助了127人,第二年开始,他关注到孩子们的心理状况,于是发起艺术疗伤项目,通过画画、唱歌、舞蹈、戏剧等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自信。目前,智行基金会的救助金额累计超过2亿元,资助人数也已超过2人。 

  杜聪2007年获得素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奖。该奖以菲律宾已故总统拉蒙·麦格赛赛名字命名,颁给为公共事业无私奉献的亚洲人或在亚洲工作的人士。获奖后,杜聪通过组委会资助,深入泰国和印度的两家社会企业学习考察。 

  学习借鉴了这些国家的运作模式后,他开始思考更为多元的救助模式。他把法国雅高酒店集团捐赠的2万欧元,以社会投资的方式在河南农村建立环保袋加工厂,鼓励当地感染艾滋的妇女自力更生。2011年,工厂运营一年后,累计为十多位艾滋病妇女提供了工作机会,保证其每月收入维持在1000元左右,同时为超过30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提供了每人每年3000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资助。 

  他通过多元化模式发展的公益组织对艾滋孤儿们资助,并形成了“一帮三,三帮九”这样的循环公益形式,不仅使这些社会弱势人群得到了帮助,而且也使他们转化为社会正能量,去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杜聪每年要进行四五十场演讲,深入高校、公益组织和企业,为的就是让智行公益滚雪球越滚越大,让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组织。 

  几年来,先后有200多位受“智行”基金会资助的艾滋遗孤,在“海上青焙坊”学习烘焙。许多毕业生此后进入五星级酒店工作,其中有五名学生因表现出色,留学法国,回国后他们接替了志愿培训师的工作,成为“海上青焙坊”的全职培训师。 

  随着一批批这样的曾经受助人员转换社会身份的同时,我们不禁也对出资捐助他们的智行公益的发起人杜聪先生产生了敬意。一个原本可以在美国生活得过得很优越也很滋润的人,放着好端端的工作不做,怎么跑到中国来做公益了呢?而且这一做就是十几年,一直“奋斗”于前线,不弃不馁,是什么让他产生了这么大的动力呢? 

  杜聪先生称自己是一个“随缘”的人,正是这种随和而不强求的心态,使他的“智行”走到了今天,与那些需要关爱的人群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使他们的生活有了起色,有了飞跃。     

  【专访】 

  问:在您眼里,为这些艾滋孤儿付出这么多,最终的意义在哪儿? 

  答:我们主要体现的还是人间有情,我们看到有很多孩子以前生活比较艰苦,现在看到他们有所改善心里很高兴。但这不是最终的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想形成一个社会公益的循环。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是“一帮三,三帮九”,如果把我们组织比作1,那我们去帮助3个孤儿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在有能力时再以13。如果我们只是让社会公益组织去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无论是孤儿或是吸毒者,这些弱势群体就只会坐享其成,我们更希望先救助他们,然后让他们再去救助更多的人。     

  问:为何当初这个公益基金会取名为“智行”呢? 

  答:基金会是1998年成立的,我在1997年时去了一趟西藏旅行,当时法师拿出两件法器,一件是铜铃,另一件是金刚杵,前者代表“智慧”,后者代表“慈悲”。我觉得我们培养的人就需要这两种素质。我很欣赏这个理念,如果一个人光有智慧,不够慈悲,就只会想着为自己赚钱,对社会没有太多贡献;如果一个人光有慈悲,没有智慧,就像在村子里只会抱着孩子哭,也没有什么出路。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二者结合,因此取名为“智行”,意思是要将智慧付诸行动。     

  问:这个基金会成立至今,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哪里? 

  答:通过募款最多,也有其它一些社会企业,包括面包店、环保袋工厂,通过售卖工艺品等收入,我们70%的资金来自香港的慈善捐款,少部分来自内地一些社会企业的收入等。     

  问:在网络上也看到您施行一种多元化模式来筹集资金,而非单方面的资金来源。 

  答:其实就是创造一种“造血功能”,就像滚雪球一样。刚才我说到环保袋工作就是一个叫雅高酒店集团的企业想捐20万给我们,后来我看了这家企业,有100多家酒店,3万多个客房,我说如果你捐了20万给我们,发一下学费就没有了,明年我还得问你要钱。那还不如将这20万做一个社会企业的投资,帮我们建一个环保袋工厂。结果钱投进去了,现在已经创造了300多万营业额。当初如果我只是收下他们的20万,现在早就花光了。就像种了一棵苹果树,不断会有苹果长出来,有苹果吃。所以我觉得社会企业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延续发展;而且这个过程也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给我们这些艾滋病感染妇女,她们就是我们孩子的母亲,有了收入以后,她们也会给家里带去更大的经济收入,也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     

  问:那这种创新的理念,您是从哪儿取来的经呢? 

  答:一方面,我有银行工作的经验,我做了十几年的投资银行,在创办“智行”的时候,我还是在银行工作的;其次,我在外国生活的时候出席了一些公益论坛的活动,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包括我在2007年的时候,获得了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这个奖之前颁发给的那些人后来都做了很成功的社会企业,那我就向这个基金会提出请求,他们帮我安排了去印度和泰国参观两个很出色的社会企业。我在他们那儿学习到很多东西。     

  问:您在国内和国外看了很多公益组织,那您觉得在国外和在国内做公益事业有什么区别? 

  答:我觉得有一些已经是属于“百年老店”那种很成熟的公益机构,因为有品牌效应,就不需要有创办人的个人魅力,中国的慈善公益才刚起步,还是要靠创办人的个人魅力,靠义工的凝聚力等等,所以也是慢慢在走规范化道路。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家那么大,社会问题那么多,人口那么多,我们要面对的人群也那么多,对公益事业发展有一个潜在的很好的发展空间。     

  我经常觉得中国慢慢从第三世界相对贫穷的国家,迈向一个小康社会的国家,以前可能纯粹就是扶贫救济、慈善捐献这些工作,有一部分可以慢慢转型成为社会企业的模式,我们所谓的救济的对象,可以慢慢变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环保袋工厂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给这些艾滋病感染的妇女一份工作,让她们更有尊严的活着,凭自己的努力自给自足。     

  比如这些艾滋孤儿,以前可能只是单纯给他们一个读书的机会,但是他们长大后,我们可以培养他成为面包坊的师傅,他们做面包自己赚钱,有更好的发展,同时他做面包也可以为我们这个机构筹集一些资金,来帮助年纪更小的孩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有个事情我特别感动,以前都是我大包小包拎着送给他们,可是孩子们长大后,当了面包师傅,还参加了巴黎的制作面包的比赛,得了世界冠军,还在(上海)南京西路开面包店,烤面包给我吃。每次吃到那个面包我就很感动,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因果的循环。     

  问:当初你们这个面包坊以最初资助的127名孤儿为由头取名为“127村”(village 127)面包坊,那时至今日,你们这个公益组织已经资助了多少个这样的孩子? 

  答:我们从2002年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在同一个村子资助了127个孩子开始,到现在累计14个年头资助了2万个孩子,也从一个村子扩展到现在那么大的范围。在13个地区有办公地点。     

  问:所以您刚才谈到的这些事情,也说明中国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其实也迎合了做公益事业的这种模式吧? 

  答:是啊,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可能经济条件比以前有所改善,个人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转变,他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也是个人价值的体现。     

  问:您现在做公益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一个状态,那刚开始步入这一行时您是否碰到过不少难题? 

  答:也有的。我们1998年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对艾滋病还是挺敏感的,那时国家谈这个问题还不是很明朗的一个态度,后来到了“非典”以后,国家就开始重视传染病了,国家领导人也很务实去做了一些工作,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都是身先士卒做了一些表率,彭丽媛还是艾滋病形象大使,李克强总理还是河南省的省委书记,也处理了很多艾滋病方面的问题。现在他们当了国母当了总理以后,仍然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极为重视,所以也出台了一些新政。     

  问:刚才您也讲到大众信赖一个公益组织很多时候建立在对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上,那接下来我们聊聊您的人生。当时您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读的什么专业?怎么会进入华尔街从事金融工作呢? 

  答:我当时读的是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其实我一直在华尔街工作,我那时在纽约读大学本科时候就已经在华尔街做兼职和暑期工,其实那时我本科毕业可能也在华尔街继续工作,但那时我对东亚研究很感兴趣,包括那时几个老师,儒学的杜维明教授、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等等都在那儿,简单的说,是兴趣多于事业的发展,所以读完以后我还是回去华尔街做金融的工作。在美国,很多人只是单纯为兴趣而读书,而不会为了事业发展而去读书。我那时在华尔街工作时,身边很多同事读的专业都是和金融无关的,有读哲学的、历史的、英国文学的,在美国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问: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来到中国,看到河南那边的孩子的情况? 

  答:我1995年时投资银行派我到香港——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是我注定要做这个事情呢还是有什么机缘巧合,因为很多事并非我自愿要去,而是随着命运的路线走。回过头去看,我只是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人,怎么也想不到会跟河南艾滋村的孤儿们有所交集和重叠,现在呢不光是重叠了,十几年来还情同父子或一家人一样——当时我们很多投资项目都在中国,去了贵州8次,帮水电厂上市,去了很多偏僻的地方。因为我比较关注艾滋病,会问一些当地人了解情况,但是他们都没有听说过,我就很担心会重复美国的悲剧。     

  然后1998年我就成立了“智行”,专门做艾滋病预防的教育工作。那我为什么会关心艾滋病呢?因为我移民到美国时,我念书的那所高中的一位中学老师因为艾滋病去世了,而且那时候的十几年间,美国艾滋病刚刚爆发,没有有效药物的治疗,每个人感染后都会死,社会存在很多歧视,跟现在有些学校要把艾滋病孩子赶出课堂的事情一样,很多中国今天发生的事情在美国同样发生过。所以我在美国经历过那十几年,我到中国就成立了“智行”。     

  后来我怎么去了河南呢,就是成立“智行”后,有一次在北京,我遇到了两父子,父子俩在北京看病,都身患艾滋,在农村不懂得治疗。我就问他哪儿来的,他说是河南哪个偏僻的农村,我就觉得很诧异,那些农村那么冷僻又没有红灯区,没有商业的色情场所和吸毒者,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感染艾滋病呢?他说是啊,整个村子里很多人都生病了,有些都病死了。我就更加好奇,后来才知道他们因为贫穷去卖血,于是我跑去那儿看,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工作。所以这是一件很随缘的事情,完全不像有些人发了财,刻意成立一个公益基金会,成立一个目标,要救助多少多少人,我完全是靠缘分衍生、不在规划范围内的工作。那时我们走访很多感染艾滋病的农村,很多人都不愿曝露病情,不接受合作,不接受资助。他们的农作物都卖不出去,去城里打工也没人要。     

  问:那么除了替他们募集资金之外,您有没有极力去改善他们受歧视的环境呢? 

  答:有的。后来我们有一些项目还是挺棒的,像大学生暑期工作计划,我们每年资助了很多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在暑假回去自己家乡就跟家乡的弟弟妹妹们,一家一户地去说,我是你的邻居,我也是这个村子长大的,我比你大几岁,我家里也有艾滋病,但是现在我通过社会的帮助我可以读大学了,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不要放弃你自己。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让他们好好读书。这些大学生出来已经很阳光很正面,回去跟这些中小学生说了,他们也真的就看见自己的希望了,也可以减轻村里面的歧视。因为以前他们在村子里面抬不起头、偷偷摸摸啊。一个村子出不了几个大学生,我们以前有200个大学生回去老家做家访,确实让这些农民对艾滋病的认识有所改观,让他们觉得这些被社会几乎遗弃的孩子长大也可以这么考上大学,也可以这么优秀。我们从2002年开始资助,2005年的时候大学生们就开始回向去做家访的工作了。     

  问:所以这不单纯是给予,而是从他们自身“造出血”来去帮助更多人。 

  答:是的,我们现在的机构有70个员工,70%的员工都是以前我们资助过的学生,他们回来做全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很难达到。比方说一个戒毒所,当然有一个戒毒成功的人回到戒毒所工作,是很好的事情,但往往很多时候很难再请回他们,当一个人戒毒成功就不太愿意提起过去,这是第二次伤害。我觉得人要克服自己的心魔,才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像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通过心理辅导,一些社会工作的机构,克服了家庭暴力的阴影,但是很少会回来现身说法,但是他一旦回来,肯定会讲得更到位,那些新的受害者更易去信赖这样的人。所以我很相信这个“社群互助”的理念,所以我们有70%这样的比例,说明我们不单纯只是一个为艾滋孤儿服务的机构,而且也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服务机构,这一点很难得,以国际的标准来说,也是很难达到的。  

  问:那这一点从金融学或经济角度去诠释,可以用一个什么理念去要概括它? 

  答:自我造血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我觉得现在运作上、运营上有一个可持续发展,但财政上还没有达到,财政上的社会企业,我们资金来源的七八成还是要靠民间捐款来运营。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财政也可以自我运营,不需要靠人家的捐款,我们现在卖面包也好、做环保袋等等也有很可观的收入。     

  问:那您现在常忙于各种演讲和公益活动,包括对一些经济大数据的分析之类,平时在时间上怎么合理安排? 

  答:我是一个挺幸运的人,我可以花更多时间去做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我挺佩服乔布斯,他觉得他的时间小部分放在已经赚钱的产品,但是他花更多时间在研发新的产品,但那些产品是暂时不会带来很多收入的,只是概念性的想法,如果他把时间花在营销已有的产品上,他未来就没有方向了。所以我的理念也如此,我不应花更多时间去筹款,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把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好,把我们新的项目做得更好。所以我花在现有的工作啊筹款啊是比较少的,但是更多时间花在前线的服务点的。     

  我很坚持一点,就是要跟我们的服务对象要有很亲密的接触,就是经常到农村下乡,了解他们的需要,很多机构可能刚开始时大家都很接地气,跟服务对象很亲密,但是规模一庞大,决策的人就高高在上了,很少到前线去了解情况,就会导致很多政策不一定是很有效率或直接受惠的。中间环节我可以请人做行政、流程等方案,但是我一定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们累计资助了2000多名大学生,但是每一个都是我亲自面试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很重视他们的发展,我们的资助金额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以后要回报社会。 

【编辑:星合作吴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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